作者：周杨（厦门大学前史与文明遗产学院助理教授）。汉唐

　　礼乐文明是音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文物文明中华传统文明的中心内容。其间 ，中华展“礼”是礼乐树立社会群体次序的重要准则和实践系统，贯穿于传统观念、承开品德
、汉唐习俗、音乐准则等各个方面。文物文明“乐”是中华展源自人们心里情感的天然诉求及其艺术表现方法，在实践中首要表现为蕴涵仁慈之义的礼乐古雅音乐。“乐”与“礼”相须为用
，承开相得益彰 ，汉唐一起构成中华礼乐准则的音乐根底。汉唐时期是文物文明我国礼制开展的要害阶段 ，这一时期的礼乐开展不只彰明显中华传统美学的魅力，一起也是中华礼乐文明传承开展的重要前史见证 。

　　《礼记·乐记》言
，“乐统同 ，礼辨异”。“乐”是“礼”不可或缺的另一面 ，二者一起构成了“和”的双面 。先秦时期 ，“礼”为“理”，“乐”为“节” ，互相互达，然后完成不“素”不“偏”  。以礼乐准则为根底树立的理想化的政治蓝图 ，在《礼记·乐记》中有所描绘：“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 、乐、刑、政，其极一也 。所以同民意而出治道也。”这种思维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宋代郑樵总结道 ：“礼乐相须以为用，礼非乐不可 ，乐非礼不举
。”汉唐时期是礼乐文明开展的重要阶段，中华文明在与外界的磕碰与融合中走向敞开与容纳，一起也面对许多史无前例的应战。礼乐准则随之呈现新的相貌，礼乐文明也被赋予愈加丰厚的内涵 。

　　现在考古所见的各类遗存与文物中
，乐器以及用来描绘音乐场景的图画 、装修等是重要的一类
 ，学界一般将其称为“音乐文物” 。这些音乐文物是与音乐文献互为补充的什物材料，它们不只供给了考证古代音乐的根据，更有助于咱们管窥礼乐文明的精力特质。先秦时期，“礼”的中心是宗法与等级，礼制框架下的“乐”表现为以大型钟磬为中心的乐悬组合
 。“金石以动之，丝竹以行之”，是对其生动的描绘。跟着秦汉的统一和开展 ，特别是汉武帝以降郡县准则全面推行 ，分封制和宗法制走向分裂，“乐钟准则”亦随之式微。可是，礼乐观念现已深入地影响着国家精力的刻画与社会次序的树立 。对《礼记·乐记》进行整理能够发现，音乐兼具政治功用与社会功用，一起其本身还具有文娱功用 。这三重功用既是“乐”与“礼”联合的立足点，也是汉唐时期刻画礼乐符号的起点
。

　　先秦时期，以编钟、编磬为中心的乐悬组合便是音乐政治功用与社会功用的表现，这种音乐组合在汉唐时期跟着政治和社会变迁改变为宣扬乐。“宣扬”本为音乐的总称，源自汉代“黄门宣扬”“短箫铙歌”。至魏晋十六国时期，“宣扬乐”概念呈现了分野 。遭到军事化影响 ，这一音乐方法融入“功成作乐”之义，然后构成“军乐宣扬”，又因“老公四方之功”“恩加宠锡”“献功之乐”等意涵，逐步成为等级和身份的标志
，然后构成“卤簿宣扬”。两类宣扬在北魏后期逐步合流 ，并在隋唐时期构成定制，官方专门设置宣扬署进行办理。在音乐文物中，宣扬乐常以岩画或陶俑的方法呈现，用于戎行欢歌或出行卤簿之中
 。乐手们骑于立刻或步行行进
，演奏节鼓
、鼗鼓、排箫 、筚篥、大角等乐器，以气势显示身份阶序之高、军容威严之壮。

　　“以礼乐合六合之化，百物之产，以事鬼神 ，以谐万民 ，致使百物”，《周礼》奠定的礼乐基调在秦汉今后进一步开展。其间，凝集人伦亲情 、维系社会次序始终是音乐重要的社会功用。音乐文物中各种岩画与陶俑的燕乐体裁，正是这种功用的具象表现 
。燕乐源自《周礼》 ，凡祭祀鬼神 、宴飨诸侯与来宾时皆可运用 
。汉魏南北朝时期
 ，“燕乐”之名已久废 ，殿庭宴飨之乐并无专称。隋唐前期，统治者连续《周礼》传统，从头树立“燕乐”之名。与宣扬乐用以标识等级与身份不同 ，燕乐并不以等级、身份为边界
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燕乐“正交代”“通品德”的社会功用。

　　先秦至两汉音乐文物中的燕乐，常以钟磬为中心 ，以建鼓、鼗鼓、琴、瑟、笛
 、箫等乐器为根本组合
，以长袖舞和盘鼓动为根本舞蹈方法
。这些内容在魏晋以降被有挑选地加以传承。其间，汉代宴飨中作为“杂舞”的“鞞”“铎”“巾”“拂”四舞作为“古之遗风”被保存下来，在隋唐时期被进一步符号化，成为燕乐舞蹈者的经典形象。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，跟着胡族政权树立
，“胡乐”成为一时之风 ，源自域外的乐器亦传入并盛行开来。舞蹈中的胡腾舞、胡旋舞 、柘枝舞以及“反弹琵琶”等形象，也替代了汉代多财善贾等舞者形象，成为这一时期乐舞组合的标识 ，这也表现出隋唐时期礼乐文明进一步走向容纳和敞开。

　　汉唐时期的音乐文物中 ，还有一类高士吹打的形象被用以表现音乐的社会功用，他们常呈现于墓葬画像石 、画像砖或各类器物装修中 。两汉时期
，这些高士形象多为前史人物，用以显示儒家的品德品德观念。至东汉时期，高士形象常被描绘为仙人形象。魏晋时期则常以吹打者形象呈现，这与其时礼乐准则的重建与礼乐文明中雅俗观念的鼓起有关
。高士们演奏的乐器如古琴 、阮咸 、笙、瑟等也被赋予典雅非凡的品德含义。

　　除了政治功用与社会功用外，音乐还有其本身的文娱功用。汉唐时期音乐文物中，百戏和散乐是文娱功用的生动表现。百戏多指汉魏时期以杂技、俳优为主的文娱性乐舞，因其方法多样故有其名 。在音乐文物中 ，百戏首要以墓室岩画、墓葬画像石
、画像砖图画以及墓葬陶俑组合等方法表现 。汉魏时期的“百戏”
，在唐代典籍中被称为“散乐” 。散乐的转义是《周礼》所记四夷之乐，与作为王畿之地的“雅乐”相对。汉唐时期，跟着胡乐入华与礼乐文明中雅俗观念的建构 ，礼乐准则中音乐的分类规范逐步改动
，“散乐”替代“百戏” ，成为文娱性乐舞的专门指称，并在墓室岩画中多有描绘 。中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，在官方自上而下的推进下 ，散乐阅历了由“冗繁之乐”向“宫殿正乐”改变 。至辽宋时期，跟着贩子文明的鼓起，“散乐”复又走向民间
，成为金元散曲、杂剧的先声
。

　　除此之外 ，在释教石窟寺或寺院遗存的岩画、雕塑中 ，关于释教仪礼的场景中也存在许多音乐元素。这些音乐不一定都与宗教仪式有关，其间适当一部分源自民间音乐 ，是民间俗乐与宗教仪式的一种联合  。

　　汉唐音乐文物的传承开展反映着礼乐观念的前史变迁。《礼记·乐记》载：“乐者为同 ，礼者为异
。同则相亲
，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合情饰貌者，礼乐之事也。礼义立 ，则贵贱等矣 。乐文同 ，则上下和矣 。”在政治层面上，宣扬乐由“乐”向“功”的枢纽效果，以音乐的外在方法来表现“礼”明示等级阶序的本质内容 。在社会层面上，燕乐经过宴飨方法，表现出“乐”促进上下一致的亲和之义
。将音乐寓于宴飨之中
，亦是出于“善化民意”“推陈出新”之内涵意图 。这实则是使用音乐的社会功用
，经过营建调和的气氛
，以到达保护社会次序之意图
。

　　音乐的多重功用也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相结合。所谓“文武之道
，以逸待劳” ，音乐既是统治者显示文武之道的手法 ，也存在“饰喜”与“饰怒”两层内涵 。《礼记·乐记》载 ：“夫乐者 ，先王之所以饰喜也。军旅鈇钺者，先王之所以饰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，皆得其侪焉 。喜则全国和之
，怒则暴动者畏之 。先王之道 ，礼乐可谓盛矣 。”南北朝时期，南北政权在礼乐建设中均以《周礼》和《礼记·乐记》为蓝本 ，经过音乐实践来树立政治和社会次序  。其间，以宣扬仪仗来树立政治次序的符号，然后到达“饰怒”之效，是一起的挑选
 。可是，以何种方法来树立社会次序的符号即“饰喜” ，却表现了不同的治国理念  。其间 ，北朝连续汉魏传统
 ，采纳将宴飨与音乐相结合的方法 ，经过热烈而有序的燕乐场景，来营建调和的社会图景。南朝则摒弃燕乐  ，挑选以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为代表的高士吹打形象。作为七贤之首的嵇康以操琴形象呈现 ，他以为“推陈出新”必要承衰敝之后
，推重“君静于上，臣顺于下” 。跨过年代“嫁接”而入的荣启期，相同以操琴形象呈现，其传说中的“三乐”之言 ，融入了明显的儒家品德观念。这些人物群像 ，表现了南朝在必定儒家干流价值观的根底上，与北朝政权对“和”的不同了解，是对“和而不同”治国理念的另一种表达。

　　“声与政通”是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根本观念 。比较个人喜爱或审美需求，音乐文物所表现的礼乐观念 ，更与实践中不同层面的束缚与要求有关 。自两周至汉唐 ，礼乐文明虽有跌宕，但传承未绝，深入彰明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统一性；汉唐音乐文物所展示的音乐实践中，既有融合，也有开展
，生动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立异性、容纳性、平和性
。能够说，礼乐文明以音乐的实践为形象来历，以礼乐观念的开展为内涵动力 ，其传承与开展的进程亦是中华文明杰出特性的重要表现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3月03日 14版）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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